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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立:你可以承受掌声、鲜花,为什么不可以承受一盆污水

发布时间:2016-09-09 14:29 | 来源:鲁豫有约
  嘉宾简介:
  张国立,1955年1月17日生于天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导演、制片人、主持人。中国铁路文工团演员、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北京国立常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影寰亚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1987年,凭借话剧《朱丽小姐》荣获第0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话剧演员奖;1995年,参演电影《混在北京》荣获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1998年,主演电视《康熙微服私访记》获得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2001年主演电影《一声叹息》荣获第0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2002年主演电视《忠诚》获得第2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2006年主演电视《五月槐花香》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具人气男演员;2008年主演电视《金婚》获得第1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2009年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杰出贡献人物;2011年荣获国剧盛典电视剧杰出贡献人物;2013年主演电影《一九四二》荣获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2014年,主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2016年,出任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 3月3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在大陆影视圈里,如今已经当上老板的张国立当属一位大器晚成的演员。
  1996年,40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热播各地晚间黄金强档,这也为出演该剧的张国立打开了一扇走向红星的大门。当时,他也正值自己的不惑之年。
  此后,张国立趁热打铁,自导自演并连续制作了四部《康熙微服私访记》和《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古装电视连续剧,他亦庄亦谐的形象深得人心,伴随着不断刷新的收视高峰,张国立这个名字也开始蜚声海内外。
  五十年光阴逝去,五十年漂泊生涯,张国立至今难忘在铁轨和枕木边度过的年少时光。
  天津出生、北京长大的张国立,7岁那年就随着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一路颠簸到陕西渭南。初中二年级的一天,在父亲的安排下,张国立搭乘去到贵州凯里的火车,在那里他即将成为一名像父亲一样的铁路工人。
  陈鲁豫:在你那个时候难道就是人生的选择只能是‘爸爸在铁路工作,我将来也在铁路工作’,这那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吗?
  张国立:我去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所以我是顶着我哥哥的名义去的。因为我哥哥当兵走了,我哥哥到北京来当兵来了,可是我父亲的单位那时候并不知道。那时候铁路工人都解决子女的这个就业问题,就是要招收自己的子弟,那时候叫子弟,我们家有一个名额,正好我哥哥又当兵走了,就这么凑巧,他刚走这个通知就到了,说你们家可以来一个人,那我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去顶着他的名额就去了。当时是我大哥去送的我,我大哥已经是铁路工人了,大哥去把我送到了郑州,然后送到了郑州让我坐上了去贵州的火车。我记得很清楚,他走了,然后给我买的吃的放在这,告诉我,你在哪个地方要下火车,记得一定要下火车,爸爸会派人在那接你。我下车以后,我一看我爸没有来接我,我就在站台上等。后来我听两个人议论说,张主任说他儿子来,今天怎么还没看见啊,哪个张主任,他们说张XX,说我爸的名字,我一听我赶紧上去问他们,我说我是张主任的儿子,你爸爸是谁呀,我说谁,对,快,赶紧,赶紧,就给我塞上一个,就是那个铁路上那个运输都是那种进口的大柴油车,驾驶室很高,拉的吨位很多的那个柴油车,给我放到那个柴油车上,然后就坐着这个柴油车,大概坐了好几个小时,在山里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天黑的时候,一看一座城市就是凯里,那我觉得是很大的一座城市,结果我父亲就在那等我,他们把我放下来,那时候就是,从那以后我就是铁路工人了。
  1970年,正是张国立15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与童年时几乎一样,他在铁道边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年龄的增长之外,自食其力的工人身份是他与过往的唯一不同。尽管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但张国立干的活却是毫不含糊的重体力。在修筑铁路的工地上,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扛着水泥沙石给搅拌机里倒料。
  陈鲁豫:你在你们工地是特活跃的人吗?
  张国立:不算,因为那个时候到了单位才知道父亲是属于走资派,原来不知道。原来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也没有什么概念说你是干部子弟啊什么,没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吧。只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在院子里头,我们家住的房子比别人家的多,有这么几家人,房子好像比别人家的多。后来大了以后慢慢才知道,哦,这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干部,到了单位以后才知道我爸爸根本就不在机关里头,他在劳动改造。他们叫——现在叫关牛棚,你知道吧,那时候在牛棚里劳动改造,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有一次我是,我们是休大礼拜,两天,两个礼拜休一次,休一天,那我要去看我父亲的话,我要,我们大概离我父亲那大概有十公里吧,我要走路,早上我一早上,明天是我大礼拜,我早上一早上起来我要走路,那时候十公里也不觉得很远,大概走到中午的时候就能走到我父亲那了。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烧水,给人家烧开水,烧锅炉,因为我父亲原来他是一个火车司机出身,大概人家觉得他烧锅炉正合适,就让他烧锅炉,给人供开水。烧开水大概是到了时间好像还没有烧开,没有烧开我记得好像是,我印象是我父亲原来的一个司机,我还好像仿佛还记得他姓田好像是,我们叫他田伯伯,田伯伯,岁数很大一个,给他了一桶那个柴油,不是,是黑乎乎的那个机油大概是,让他和在煤里头烧得快一点,大概他这个举动让人家别人看见了,那时候讲叫造反派,其实就是属于那时候大家观点不同的一些人,就是被看见了以后就大家在骂他,我当时看见了,我小时候不懂事啊,我拿起那个通火的那个条子就冲上去了,咣就给扎过去了就,差一点,如果我父亲不抱着我我就把那人给捅死了,那一下。后来我爸爸就特别严肃地跟我谈过一次话,为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讲,他说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什么什么运动,大家都是这样子,你不能这个样子,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是人家要说你,你不能说话什么什么的,你去,要不然你以后就不要来看我。讲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个性不是很活泼,后来我就变得有点……挺沉默的。
  在铁路一线作业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的光景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张国立开始了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1971年,张国立从贵州凯里来到四川省会,考入了铁道部成都第二工程局文工团两年制学员班。毕业之际,文工团的工地战宣队相中了这个17岁的小伙子。
  张国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宣传队的那个指导员姓赵,赵阿姨。赵阿姨说,国立这个普通话说得不错,能不能让他到我们这来宣传队来,说宣传队,她跟我爸商量,说宣传队干什么呀,宣传队让他报幕吧,你看我很早就主持。
  陈鲁豫:对。
  张国立:让他报幕吧,后来我还开始觉得我不愿意去,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说他的,怎么说呢,就是解放不解放还不是很明朗的时候,你知道吧,我父亲就跟我做工作说,你一定要去宣传队,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问题的孩子是不能,有问题的家里的人是不能去的,你要是去了就说明我已经没有问题,我很快就会被解放了,我一听是这个原因,我就去了。
  在成都的稳定生活终于让张国立告别了多年的动荡,他曾说自己与四川很有缘,因为他在这里前后生活了有20多年,度过了人生一段最奢华的岁月。当年,刚到铁路文工团报到的张国立还是个不满18岁的青年。
  张国立:到了文工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习惯,因为要受专业的训练,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我才17岁,不到18岁吧,我特别能吃,因为在铁路工地上干活,干活我非常能吃,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粮食定量是48斤半,可是我调到铁二局文工团以后我是干部职称了,我的粮食成了27斤了,我一下就不够吃了,我就每天我都是饿的,我只有27斤粮食哪够我吃啊,我48斤半都可以吃得干干净净的,这27斤怎么会够我吃呢,我就很长一段时间就饿着,跟我一起调来的一个大姐,就是我们在一个单位,两个人一起调到这个文工团来了,大姐就老给我吃她的饭票,可是也是不够吃啊,你想27斤,两个27斤加起来才多少点,她还要吃呢,也是不够吃,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就跟那个领导提出来就说我想回工地去,领导就特别觉得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是一个干部,对不对,他们就觉得怎么回事,当个事问问怎么了,说怎么了,为什么不愿意在文工团干了,老师们对你不好吗,好,同学们有人欺负你吗,没有,不喜欢这个?喜欢,那为什么不愿意在这干了呢,为什么要回去呢?不够吃,哎哟,他们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嘛, 48斤半的定量,一到这27斤,可不就不够吃嘛。然后老师们开始说,咱们这样,这孩子咱们得留住。不错,是一个挺不错的苗子,得留住,咱们家里有富余粮票的都拿出来给他,一下老师们就把所有家里富余的粮票都拿出来给我。
  陈鲁豫:哎呀,多好啊。
  张国立:哎哟,我想那时候一下就成了一个富翁了,那时候的粮票,票证是可以当钱用的,那个时候,尤其是粮票,是可以换一切的,我不但粮食够吃了,很富足了,后来突然发现就是说,那时候鸡蛋是可以拿粮票来换的,我还有鸡蛋吃了,所以后来就一直在文工团干得,干得很好,那也像一个家庭一样,那个文工团。所以我一直都在讲,我的这个起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铁路文工团开始的。
  从半专业的两年制学员班到正式进入文工团,张国立一直被选中担当每次演出都必不可少的报幕员。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表演,但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国立已经能够争取到上台的机会了。
  张国立:去了以后就让我报幕,就是拿一个语录,毛主席语录,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绿军装,戴着帽子,拿着语录这样出来,什么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什么什么,后来真正让我做演员是因为那时候经常会有根据时事而编出来的小节目。比如说毛主席又发了一个什么诗词,毛主席又发表了一个什么文章,大家就要去编一个这个来欢呼他那个发表,那个时候就要做一个书,做一个他的那个文章,或者是做一本书,比如毛主席哪个单行册发表了,要做一本这样,有一个人举着,第一次让我上台参加真正的表演就是举着那个本,然后他们说,这边,我就举到这边,这边,我就举到这边,很大的一个本,那是我第一次登台。
  70年代初期,八个京剧样板戏成为正处在文革中的人们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赣边界杜鹃山的自卫战役的京剧《杜鹃山》就是张国立所在文工团的主要节目,那时,他会经常躲到舞台的一角看团内的老师们排演节目,终于有一天,因为主要角色的一次意外生病,张国立抓住了演艺生涯中这次偶然的救场机会。
  陈鲁豫:那会你在艺术上还没什么特大的追求,特别大的目标。
  张国立:我们一个老师,他突然生病了,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是在看,每天我在看他们演戏,我坐在那个…条边看他们演戏。那个戏演的是《杜鹃山》,开场之前他的胃疼好像是,那天他疼得很厉害,后来这个老师也是一直胃病很严重,可是我们那个时候走哪演出是要,就是平地搭起一个台子,或者是用大量大板车倒过来一对,大板车,一个舞台,搭成一个杆子,绑上那杆子以后拉上木条,侧木条,横木,然后上头扎上灯,这些活都是我们自己来做,老师病了以后,台也搭好了,工人不是说像京剧场一样,他们是要,今天说局里的文工团来了,跟过年似的,然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过来,有的时候走半天他们才能到这个地方,说不演了,他们再走回去,怎么办。后来我就说,我可以。后来我们那个团里领导就觉得,他们也认为我可以,但是他们不放心,就说赶紧排练,结果一排练发现我调子什么都会,那没问题,可是跟我直接演对手戏那个老师特别紧张,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得跟我再来一遍,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一直把所有的戏再串了一遍他才放心呢。
  陈鲁豫:那你已经是很喜欢做这一行了,否则你不会有心在旁边把所有人的台词,把整个调子都记下来。
  张国立:那时候已经很喜欢了,我这个人一直都是,其实我这个人一直都是,我认为我有点优良的品质就是属于这种,就是我做什么我都会很喜欢。
  因为有了第一次成功救场的经历,张国立也就此成为文工团里能够担当大戏的年龄最小的演员,而在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时,张国立也不过22岁的年龄。
  1975年,电影又开始恢复了,一大批艺术工作者又一次投身到电影创作中,恰逢西安电影制片厂筹拍铁路题材电影《紫云山下》,文工团的演员扮演影片中的全部群众角色,这是张国立的第一次触电经历。
  陈鲁豫: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主要演员,进入70年代后期?
  张国立:我第一部电影是75年,那时候觉得,摄影机一响,所有人都觉得紧张,摄影机那时候不是同期声的,咔,胶片盒的声音打着胶片盒,我听那个声音觉得特别愉悦。
  陈鲁豫: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快乐吗,除了听到那个声音,转动的那个声音以外?
  张国立:每天早上要4点钟起床,我们这些群众演员要先起来化妆,化完妆以后让主要演员多睡一会儿,主要演员天亮了他们起来化妆,我们都已经化完了妆了,在那等着,然后坐上汽车,也是大板车,导演他们和摄影师他们坐一个69,…69,我记得很清楚,是苏联的车,一个吉普车,在前边,然后主要演员的轿子车在后边,然后就看我们这帮人坐着解放牌都站着,浩浩荡荡地吃那个灰就开始往摄制组那个景地那跑。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拍戏,一天拍四个镜头,然后回来,每天就这样,觉得特别地愉快,觉得美极了,所有的人都觉得美极了,晚上还经常开篝火晚会,大家还朗诵诗。滕文继那时候就给我的印象特别棒,我在想,将来能像他一样就棒了。
  陈鲁豫:怎么了,是属于…
  张国立:他是属于那种又能唱,又能招女孩喜欢,然后在现场又能说笑,就这么一个,所有的这个,那时候第一次听这个《我的太阳》,是听滕文继唱的,他居然能把《我的太阳》和陕北民歌串在一起唱得那么好。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滕文继是我的一个理想,就是我要成为他这样的人物,你知道不,就是所有的事情有条有理,打板打得那个叫脆,一个手那样,啪一打。
  陈鲁豫:这也算,人家是两个手,他一个手。
  张国立:人家两个手打,啪,打还打不响,滕文继一个手啪一打,觉得他太帅了。
  尽管是第一次离开舞台面对镜头的表演,尽管只是区区群众角色,但在头一回接触到电影之后,张国立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无穷乐趣,甚至是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陈鲁豫:你那时候是觉得这个事好玩儿,还是觉得做演员这个事儿变得特好玩儿,尤其是拍电影,在镜头前表演特别好玩儿。
  张国立:那个时候就是看一次样片,觉得神奇得不得了,哗!拍完了,走了,过了半个月了,送样片的人回来了,支一个银幕,一个机器,就开始,导演和摄影师他们在那说话,停,导演喊停,那个时候导演绝对是中心,经常会说这半拉怎么怎么样?站起来的,哎哟,导演太棒了,觉得,导演太厉害了就是,逮谁就可以说谁,逮谁就可以骂谁那种感觉,太棒了那种。我们坐在后头,偷偷的,那时候不让你进来看,偷偷地进来坐着看,然后就跟那剪辑师要一格片格,给我一个,给我做个纪念吧,然后人家给你一个,剪下来给你一格,然后自己还搁到台灯上,然后映出来那种感觉,小的时候是那样。
  相对于舞台而言,电影激起了张国立对于表演的更多热爱;而为了能够弥补专业训练上的缺乏,他开始走访名师、登门求教。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他已然成为票房保证的一线红星之时,曾经的那段苦学却是一番别样的记忆。
  陈鲁豫:我发现你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无师自通,自个学起来的。当然周围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条件,但都是你自个一点一点地学起来了,没有什么特别系统地去学啊,就自己琢磨出来的。
  张国立:也有老师教,我表演上有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时有一个,在成都有一个老师叫边迅仁,他说我跟你没法说话,他第一句就说,我跟你没有办法说话,他问了我看了很多书,很多书,我说都没看过,他说那我就跟你没有语言,因为你和我谈不到一起去,你没读过书,你没文化,然后他就说,所以我不知道该教你什么,那我,那时候我还挺什么的,就说,那您告诉我,我应该读什么书。边迅仁就拉出一单子来,写了好几篇,我一看,从来都没有见过,怎么办呢,找这些书去吧。我那时候住的单身宿舍,当时是我们团的资料室的主任,就是管这个图书的,我去找她,我说田老师,我有好多书没看过。田老师一看,乖乖,这么多书啊,那你可得读很长时间,我说那没关系,我读,有些书是可以拿回来,有些书是不可以拿回来的,不可以拿回来的怎么办,田老师就把我关到资料室里头,拿一杯开水,拿一个馒头,早晨你进去,田老师,礼拜天,礼拜六的时候,田老师,然后她中午,有时候过来看我一眼,我就开始读书,读了很多很多书,那时候,然后再去跟边老师谈,每次老师就说,你先跟我讲讲什么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看戏,看大家的演出,他让我都去看,看完以后他要告诉我,他说你跟我讲这个戏的特点是什么,你跟我讲哪个演员演得好,他也去看,就用这种方法,讲了很多理论上的,让我看了很多书。每一次她还给我们拍小品,给我们拍片断,有很多戏,过去在舞台上没有演过的戏,有莎士比亚的很多戏,我没有演过,易卜生的很多戏我没有演过,但是片断我都拍过,都在他那拍的。
  陈鲁豫:其实你是一个,其实是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只是你在那个时候未必你知道你在为什么东西做准备。
  张国立:我觉得谈不上是理想,那个时候只是觉得特别不想让人家觉得瞧不起我,其实这个劲儿一直到后来,甚至到现在,都是觉得不能让人瞧不起,一个人要是让人瞧不起的话,活得比较悲哀了,所以总是想把事情做好。
  一心想要成名的张国立星途并不坦荡,因为文化功底,甚至因为自己的长相,他不得不为机遇的到来付出更多的等待。
  陈鲁豫:这个时候你有更高的希望了吗?
  张国立:那个时候的状况和境遇,和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放在一个平面,来想的 来讲的,都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文工团的演员,我做什么,我们那时候都有单位,我们等着单位安排单位说你要拍戏了,你就去拍戏,哪想到会有人来找你,去拍一个电视剧呢?后来从那个电视剧以后我只是在四川的电视剧开始多了起来。开始有四川的电视剧来找我,开始有外边的电影和电视剧来找我,但是外边的电影到四川来拍的,很少是男主角,到四川来找的几乎都是说二三流的角色,基本上还没有看上过我。因为那个时候的审美是那样的,要奶油小生那样的,男主角是那样的,男主角得漂亮得像女的,女主角得像男的。那时候几乎是这样的是不是,铁姑娘嘛是吧。所以我们这种就特别难,基本上就没有看上过我,没有说是这个演员来的时候,“行,就你了”,没有过。折腾,试戏,然后还那时候人和现在的人还不太一样,这时现在的人可以跟你说,“我觉得他不合适”,就行了,那时候还不好意思可能还,大家都拘着说这人是谁谁谁介绍来的。那时候我记得潘红和米家山经常介绍我去。你知道吧,还拘着面子,你像潘红介绍来的这不能不给点面子吧,试你戏,试你半天,这样那样,最后说,这不行这个,得跟人家说得跟介绍你的人说。
  陈鲁豫:噢,不能直接跟你说。
  张国立:对,不能跟我说,所以说后来我几乎就说拒绝所有看演员的,你来看我不去,我不演所以说我牛得很。我不去,也不是就是我不愿意,我保护一下自己那种受伤害的心灵,你知道吧。
  (串场)我跟张国立聊了三个多小时。我发现他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和一些不太熟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显得很安静,表现得不是特别热情。但是当现场灯光一亮,摄像机一开始运作,他会表现出另外一种状态,他会显得很开朗,很投入,很健谈,很风趣。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们每一次换磁带,每一次换电池,他总是第一个停下来。我想,这个拍摄的环境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生活。
  陈鲁豫:那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演戏是你特别喜欢的事了已经,我这辈子可能就是做演员,就是干这件事了?
  张国立:真正我觉得表演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是从跟米佳山合作的那个《弯弯的石径》。
  陈鲁豫:他怎么会找到你的呢?
  张国立:我那个时候在四川已经小有名气了,1982年的时候我在四川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说地方虽然不大,但是文艺团体比较多,米佳山找到我,那时候我跟他不认识,他还让我,好像还让我试了一下戏,我还跟米佳山试了试戏,米佳山觉得挺好。
  陈鲁豫:这部戏在那个时候也是挺轰动的。
  张国立:对呀,是吧.而且我记得那个戏后来还给了我一个奖牌,就是米佳山给我带回来的,说咱们这个戏得奖了,飞天奖,那个时候的飞天奖是这么大一块镀了金的一块铝牌子,图案也是一个飞天的图案,这个牌子我到现在还留着呢,挺有意思我觉得。那是第一次,米佳山来开的会,回来给了我一块,咱们得奖了,那时候我觉得,啊,这东西这么大一块牌子这是,好嘛,得奖了这个,那时候给我还比较美好的印象。
  1982年,由于成都铁路文工团被撤销,张国立调到四川人艺,前后整整十年。十年之中,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地拍戏,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反响,但当时在四川也算是小有名气,还被称为“西南第一小生”,那时候的他不愁没有戏拍。
  不仅如此,张国立还拥有着包括四川省青联常委、戏曲家协会常务理事在内的一系列头衔。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的状态非常好。
  1987年,张国立凭借在话剧《朱丽小姐》的出色表演,还得到了平生的第一个奖——当年度的戏剧梅花奖。
  陈鲁豫:现在的观众肯定不会想到你以前在舞台上那么多年。
  张国立:对,我演过十多个大戏的男主角。我特别喜欢在舞台上演戏那时候,后来到北京以后,我第一次进那个首都剧场的时候,我感觉那种神圣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地方的演员进了首都的一个大剧场,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艺术圣殿的感觉。他们说那时候男演员要是没有演过《朱丽小姐》的话,有那么几个戏,大概其中有《朱丽小姐》这个戏,说没演过这个戏的话,那真是不叫舞台上的男演员那种感觉,所以演的时候我记得我化完了妆以后,我一直在那幕后,我看这么大一个剧场,他们告诉我这个剧场是可以转圈儿的,自己台就可以转,我觉得神圣得不得了。我一直在后头就是说让自己安静,让自己安静,以至那场戏最后演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很多台词说了没说,我是不是把戏给丢下来了,而且我不知道我发的声音是对不对,就是说我说话声音出来了吗,我老觉得我失声了,因为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那种感觉。后来他们说特别好,特别好,很多的那个当时话剧界的大腕,评价特别高,我都有点蒙了当时,后来就获了那年的梅花奖。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曹禺来看戏,看完戏以后他就约我到他们家去,给我写了两个对子,一个是用毛笔写的,到现在那个对子还挂在我工作室里头。写了一幅,用钢笔在我们四川人艺那个演出节目单上写了一句话,这个团里头,就是剧院要走了,剧院说留给剧院做个纪念吧,他写的是你所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吧,大概这个意思啊,是异常成功的,观众将会长久记住你精湛的演技,这个团里那个因为有领导跟着我一起去的,当时要走的时候留给剧院说留个纪念,因为它是在我们节目单上嘛,还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幅,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
  1988年,33岁的张国立加入到导演米家山设计的明星阵容,出演影响一代青年人的都市影片《顽主》,这是张国立演艺人生的转折影片,他在片中成功地扮演了三T公司的经理于观。
  随着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的走红,张国立开始盼望到自己有朝一日登陆京城成为大腕明星。但是这部戏真正捧红的演员恰恰没有张国立。
  张国立:有一个玩笑就说我是内部明星,就说演员里头知道有一个张国立,有,但是老百姓不知道,没人知道张国立。
  陈鲁豫:那时候成名对你来说是一个想急于完成的事儿吗,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张国立:非常想,非常非常想……但是《顽主》他们讲特别有意思,《顽主》之后葛优红了,梁天红了,马小晴红了,唯独没有红的是我。
  陈鲁豫:为什么,就是看到这个戏以后葛优他们很快就红了?
  张国立:不是,就说那个时候找我演戏的人很少,演戏演的都是一些,外地的一些,就是北京很少找我来演戏,后来我觉得我只是想,我心里这个劲儿还是在,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好演员,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机会让人知道我是好演员了。
  陈鲁豫:你当时觉得来北京会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过程吗,到北京我得从头开始?应该觉得没那么难。
  张国立:不是从头开始,到北京可能就是说,就是奔着这件事来了,就是我要和邓捷在一起了。
  陈鲁豫:没有想事业上的事?
  张国立:没想,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北京,不是说难,是太难了应该是。大家说四川的演员出来个顶个都是挺棒的,但是在四川都,都不会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大家开玩笑说,你在四川也就混个省优部优,到了,可是到了北京你就会好一些,我觉得四川其实很多人,包括当年你想想当年四川的很多文人也是这样,就说他们,他们应该出川,当然这个现在我觉得资讯和过去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原因。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觉得,四川有很多很多优秀的演员。后来我离开四川,我开始闯北京,因为邓捷在北京,我就离开四川,我到北京来了。到北京就开始重新过了一段闯荡的日子。
  在大陆影视圈中,甚至是在看电视的观众心目中,张国立和邓婕都是一对得到公认的最佳夫妻档。而他们的缘分也正是开始于那部让邓婕红遍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陈鲁豫:你跟邓捷是怎么认识的?
  张国立:我们是在一个戏里头,一个四川的一个电视剧里认识的,那个时候。正在拍《红楼梦》她,她在拍《红楼梦》,他们《红楼梦》拍了三年,那时候我在四川已经小有名气了,她也知道张国立,但是我还不知道邓捷,后来我们在一起拍戏的时候,知道她是演《红楼梦》的那个王熙凤的,我后来变得很爱看书,就《红楼梦》这样的书我也看过好几遍,我们两个就聊《红楼梦》,聊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他们这帮年轻人,不能够把那个戏演得特别到位,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聊戏。就这么就认识了。
  曾经的梅花奖得主如今却在靠说方言挣劳务,张国立的那番境遇可谓人生低谷。
  张国立:吴俊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译制片导演,他那时候在,有很多片子配音都是他在组织,他知道我到,他原来在四川,他成都,他成都人,所以他知道我来了以后,他一直就说,别没事干,挣点小钱吧你就,然后他就拉着我去跟他配音去,后来在他是《大决战》的整个的配音导演以后,那时候的领袖人物到底是要用当时的领袖人物的方言讲话,还是用普通话,统一,要配一版这个方言版的给领导看,领导同意了就用方言版。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就把整个片子给它,用这个,湖南人你就说湖南话,陕西人你说陕西话,四川人你就说四川话。
  陈鲁豫:那你怎么会什么话都会说呢,就因为小时候都去过?
  张国立:小时候我哪都去过呀,跟着家庭走哪就学到哪的语言,走哪就学到哪的语言,再加上自己,好像我也觉得我这个语言天分特别地,特别地这个,就是我听听听听我就能让你给带过去就,听听听听我就能让你给带过去,我很快就能掌握一种地方语言,那时候就算我那次挣钱挣得最多的那次,我们那时候一个人要配好几个人,一天扣掉税大概60多块钱,每天,一天可以挣60多块钱,然后…说,你别骑自行车了,那时候我老骑自行车,从阜成门骑到八一厂,剧组里有钱,给你派个车,每天去接你。哎哟,我觉得那时候真是,不一样,有一个,那时候就是首都汽车公司那时候灰灰的日本的那个丰田,早上来接我,晚上给我送回来,早上来接我,晚上给我送回来,一会儿我是陕西话,一会儿是河南话,一会儿是四川话,就是一会儿山东话,就给这些领袖人物配音,配了一版给领导去审查,最后说还是用普通话版,可是钱我挣到了。
  而早在八年之前,一部至今仍被公认为经典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就已经让邓婕一举成名。因为在其中成功出演王熙凤,这位四川妹子已然成为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凤辣子”。八年之后,和大红大紫的邓婕在一起,张国立的心情并不轻松。
  陈鲁豫:你那么多年都没点积蓄吗,你工作那么多年?
  张国立:没有,我来北京的时候是空空手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经历一次婚变,所以我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就自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基本上就是,邓婕会给我一些钱,我又不愿意接受,我骨子里还有点北方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能让女人花钱养着,就那种感觉。
  陈鲁豫: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有落差吗,我在四川我是一个有名的演员呐?
  张国立:有,但我不想表露出来,因为我已经决定放弃那边,我到这边来,有落差,邓捷也看到我这个落差,所以她特别地,总是特别地小心地这个,有的时候她会给我。因为她那时候已经很红了,《红楼梦》以后她很红了,所以她的戏也很多,她有的时候也会跟那些导演介绍介绍我,那些导演也说,那让他也来看看呀,我后来,我们两个好像为这个事还红过一次脸,因为我记得她,是王福林导演在导演《三国演义》的时候吧,好像是,她给王福林导演说过,说你用一下国立嘛,王导就给我打电话,说来了,来拍拍戏,邓捷说好几次了。我一听我回去就跟她吵了一架,我就说我,我说我不用你管,我肯定会混出来,但是你别管。所以那以后就较了一阵子劲,特别想把事儿做得,多一点儿事儿,然后能够多挣一点钱,尽量摆脱现在这种尴尬。
  闯荡北京,因为这里有张国立的爱情向往;而在此之外,发生在这一年的一场意外失落也让他心不甘情不愿。
  1988年,米家山的电影《顽主》捧红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角色,其中惟独没有张国立。这一年的年底,33岁的他决定接受生命中的另一个挑战:随 “极地号”中国南极考察船开赴南极首建中山站。而这一次出行,却与张国立当时的婚姻生活不无关系。
  陈鲁豫:你当时决定结束那段婚姻,是因为,就是以前那段生活,想跟它做一个,划一个句号,做一个告别?
  张国立:我们,我跟前妻也应该算是,其实就是很小就应该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十几岁就进团了,在一个团里头。就是说,可能我们都对这个,对这个,都太了解,大家都太了解,就是说一起长大的嘛,就是,几乎是一起长大的。我大概是我们团里头,那帮学员里最后一个结婚的了,我好像跟她的那个,我记得好像特别清楚,我们两个的缘分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次去演出去,大概是在一个河套上,大家走着,有一个惊的驴还是惊的马跑过来以后,每一个人都躲在一个人的身后,大概她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不是对象,没有这种关系,她躲到我身后来了,我就觉得,啊,这个,好像这个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人家每一个人都躲到她男朋友的身后,她躲到我身后了,我们两个就,从那时候就开始正式好起来,好了,恋爱很短,大概不到一年还是一年我们就结婚了,因为那时候他们都陆陆续续都结婚了,大概我们是属于比较晚的。
  陈鲁豫:你当时去南极啊什么的,也是因为需要这么一个空间考虑自己的生活,是吧?人在可能那个生活在大变动之前,会有那样…
  张国立:去南极的时候,我们已经,其实这个婚姻已经是,已经是,就是结束了,但是没有去办这个手续,后来我就跟她,我们两个,我也有这种想法,我大概甚至好像跟邓捷也讲过,我说我要去南极是因为,我要去挣一笔钱给她,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因为她要带张默,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孩子这个问题上,一直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僵持。刚去的时候…就是说也有点儿其它的私心,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出国的待遇,因为去南极可以双倍的待遇,南极可以每天的补助比去出国,比其它出国要高。
  陈鲁豫:那会儿出国是很大的事儿。
  张国立:对,我们回来可以买,那个时候叫四大件,我们可以买八件,我们每天的补助给美金,大概比其它去其它的那种公派出国要高一些。
  1988年,33岁的张国立放弃了在四川的一切,与邓婕一起从大西南一路北上京城,来到他怀揣梦想的首都北京。在这里,一切从头开始。为了支付每个月的房租,为了能有一处安身之地,张国立开始四处奔波。
  张国立:刚到北京来以后有两个朋友是我任何时候都必须要说到他们的就是,一个是李耕,我们在拍《玩主》的时候认识的,拍宝刚那个。当时我来北京以后,我们因为那样认识了以后,我到北京,我住在阜成门,他住在劈柴胡同,大概有两三站地,我经常走着到他们家去,他后来觉得我走挺远的,然后就让他老婆把车子,自行车给我,然后我就开始骑车子,我经常来回坐在他们家里头。所以我们那时候每天都在李耕家里看录像带,他有很多外国的电影,我就坐那看,每天都在那看,我们两个人就一杯茶,一直到了,有一天我发现他喝茶的习惯是,有了那个茶叶浮在上面的茶叶他喝到嘴里以后他还吐进去,我才要求他老婆从此以后给我再沏一杯茶,我说,他喝完茶以后,我们俩都在那看,有茶叶,吐进去,一会儿我又拿起来喝,一直到那天我发现了这个动作以后,我才跟他老婆说,我说李勤,请你以后给我沏一杯茶吧,我不能再跟他喝一杯茶了,我们两个就那样,他们家很小,坐在床上,坐在他一个单人床上,摆着电视机,录像机,天天坐在那看电影,看片子,也觉得很温暖,然后两个人聊电影啊什么的。后来我还给他,他的广告越做越好,他越做越大,后来我就,他就雇我给他写创意,就是他的一个广告一来,很多厂家都要创意,他就要我给他写,我就在家里给他写创意,只要用了他就给我三千块钱。
  1988年,三千块的收入对于刚刚在北京站住脚跟的张国立来说,无疑是丰厚而优待的。
  从写广告创意到给影视剧配音,张国立马不停蹄,处处为生计张罗。偌大的京城里,除了有邓婕的支持,朋友们的热情相助让张国立在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
  踏上远赴南极的行程,心情复杂的张国立并不轻松。和妻子的缘分眼看着即将走到尽头,而等待他的又何止是极地的天寒地冻。
  为了实地拍摄中国首建南极考察站的壮举,张国立和六位同事要完成一部3集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外加一部纪录片和一部风光片。
  张国立:怎么能完成,所有这7个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担当起来,担待起来,那其它角色怎么办,指挥长对这件事情不是特别支持,说得拿下指挥长,说我们极地那个,极地号那个,就是科学考察队的队长,郭昆,郭队长说,小张,你去,我们指挥长对你还不错,你去攻他,只要指挥长说,下命令,咱们这事都好,因为特别要完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情,用了7个名额,占了7个名额来做这件事情,怎么可以不完成呢。那时候我就开始去陪着这个,经常陪着指挥长去下围棋,下象棋,其实我比他下得好,我一直就下不过他你知道吧。
  为了能够得到工作上的便利,摄制组的区区七个人集体出动,想方设法赢得每一位考察队员的信任和帮助。
  张国立:我记得敬爱千老师,每个人给刻章子,我们的美工,画画给大家,说咱们在极地号上的留念,然后摄影师给每个人拍照片啊什么的,我们的导演也是,跟他,他那个屋子里是新华社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主任,也是一起,大家分呀,哪有晕船的就去照顾,所以后来大家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最后我们拍戏的时候就说,啊,叫谁谁就来,放下手里的活就来帮个忙,然后这个活怎么办,这个活他只有再加班加点,他把这个完成,因为全是定点的,每个人的活必须是要干完的。
  这是一个可以拿下纪录的中国摄制组,他们的行程遥远,往返达3万多公里,他们的征途险恶,几经浮冰围困、落入冰海的生死考验。
  包括导演、摄影、美工外加演员一共只有区区7个人的摄制组,谁也没有对于潜藏的危机有着任何心理准备。就在考察船刚刚抵达南极建站地时,一场冰崩突如其来。
  张国立:当时这个船被挤了个,船头被挤了个大洞,蓄水舱的那个水就,就是压载了,这个水既可以喝,又可以起到压载船头,因为破冰船是船头要往下沉一点才能够破冰走嘛,可是船被,破冰船被冰山的爆炸给,咣,给撞烂了。于是所有的科学家们都要撤退,开始全部撤退到冰上去,陆地上去。这个指挥长要求留下。
  陈鲁豫:因为那个船会沉吗,还是怎么样?
  张国立:对呀,随时随地那个冰山,那个冰,你可能没有感觉,那个冰山在水里呀露出来的部分只是它的三分之一,或者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露出来的部分,经常我们的船露出一个冰山来比船还高。
  陈鲁豫:就像泰坦尼克那样的,是吧?
  张国立:对,底下的冰是巨大的,可以,如果正好顶在船底下的话,一下就可以把船给顶翻了,那样的万吨轮就可以顶翻了给它。所以当时就把科学家都撤了,留下船员。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漏水以后,开会,我们作为摄制组,要把,随时随地把所有的情况都拍下来,指挥长就要我们到底舱去,不是底舱,就是船员舱,开会,我们在拍,船长就说,要准备弃船的方案,但是在弃船方案执行之前,所有的船员都必须到你的急救位置,所谓堵漏,就是船可能会漏了,你要堵它,你要抢救,所有的船员都要到你的位置,船员不许离开岗位。万一这个船沉了,你们把这个机器,或者是磁带,或者扔到直升飞机上,直升飞机起来,这个东西我要向国务院汇报。你们可能就没有了。
  张国立:于是他们就说,就说,共产党员站出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这是我在,就是影视作品之外,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看到的这种状况,我是党员,咔,就站那去了,我是党员。
  陈鲁豫:你是吗?
  张国立:我不是,然后他们就说,我是党员,我是党员,我就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在拍,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这像是在拍电影啊,这像是,但是这是生活中的事情,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团员,我要求什么什么,就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他们很多人,地方不一样,有四川人,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这的那的,听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参差不齐,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党员,我是党员,就这种感觉,哎呀,觉得太棒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就受他们的感染,然后就,船长就安排,谁谁谁,有些人还说,我是团员,我也要求留下什么的,后来说新闻组也要党员留下,新闻组我们有三个党员,我不是,后来我去跟那个,我去跟他们要求,我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要求留下我硬要求留下,因为我会拍摄,我那时候我还兼着摄像呢,你知道吧,我说我会拍摄。
  在张国立的眼中,南极的这段经历是他人生路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整整140天中,危险随时都会发生。
  张国立:就那个时候就叫,懂得什么叫置生死于度外,然后我觉得,该我休息的时候,该换我休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听着那个冰挤压着那个甲板,嘎嘎嘎的那个声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要死了,可能要死了。然后我就想,我得拍张照片,做个纪念,因为我们船尾上有一个国旗,只有那个巨大的那个螺旋桨可以打开那么一丁点儿那个碎冰,但是船动不了,你知道吧,前面全是冰山,就是那个地方不能让它结冰,所以螺旋桨一直在动着,能看到那么一点海水以外,其它周围全是冰,我还拍了很多照片,我今天,他昨天给我发了个消息,我好像就找着了一点照片我给你带过来,然后我就拍了那面国旗,我心想这要是我们都死了的话,我也把相机也扔到直升飞机上去,那时候就那样想的。一直到20多天以后,突然一阵南风,就像天,就像老天给的一样,突然有一天刮了一阵南风,就是在南极好像是根本没有的,气象专家讲,就是很奇怪,突然有一天早上就,船尾,船头有一条缝,大概只有十几米的一条缝,然后那船长就当机立断就全力加速,开始就顺着那个缝,拧过来船头,顶着那个缝,一直顶着两边船,冰山,顶着那个缝,一直走,走了好几个钟头,离开那个冰区30海里,在外边浮着就。
  或许真的是老天有眼,让张国立和他的队友们成功脱险。但这次南极之行的种种考验,并不仅仅只是冰崩。
  随”极地号“考察船到南极的人数非常有限,而为了建设第一个中国南极考察站,无论出发时的工种,所有队员都被定岗定职,甚至是身兼数职。
  当时,连导带演之外,张国立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搅拌石料;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位在铁路工地上的少年时,干的也是搅拌石料。
  张国立:就像承包了工作一样,比方我们是做这个集装箱的支架的,我们这个摄制组,就是切割,焊,要水平一样的,水平不一样怎么办,切割,切割完了以后拧上螺丝以后电焊,然后所有的工作,这些工作,底下的支架是我们在做,然后他们就把那个集装箱,就是房屋,我们的房屋都是集装箱固定,到那一上螺丝就可以了那种,我们做这个工作,每天我们拍戏,南极我们去的时候整个是24小时都是天亮的,所以没有休息的概念,每天白天又干我的老本行,又是。
  陈鲁豫:浇水泥。
  张国立:浇水泥,对,然后浇完水泥以后,浇注做完了以后,因为那个地方要特别快,因为冷,寒冷,它快凝水泥,太寒冷了,所以咣,一搅拌,好了,凝固了,要不然再晚一点就不行了,全是这样的节奏工作,然后就把戏拍完,在南极经常会有那种,你觉得你能听见你的心跳,你能听见你的血压,你觉得一切,尤其是第一个踏上那种大陆,南极大陆以后,我们要拍我们的考察队下船,踏上南极大陆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感觉踩到那个地面的时候,那个地面那个云母都会在那飞,就觉得是到了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那种感觉。还有到最后生生死死,敬爱千老师在新加坡去世,大家船上所有人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的那种离别那种感觉,到最后一直回来,我才觉得,其实人生,生命才是最可贵的,其它都不重要。
  从南极归来之后,国家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为10个人评功受奖,张国立是其中之一,他拿下了一次个人二等功。前后半年多整整140天的南极之行,是让张国立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而他的人生态度也因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陈鲁豫:后来你们拍的那个影视作品那个结果怎么样?
  张国立:我们集体立了一等功,在中南海受的奖,当时是国家领导都接见了,我个人还立了二等功,所以我觉得那段经历跟去和回来,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我这个人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就是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个,实际上是晚上了,因为大家都睡了,我们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离开了,我突然觉得,为什么我来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见过黑天呢,黑天是什么样子,就是说那时候脑子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了,实际上南极那个季节是没有,是极昼,是没有天黑的时候,就是说我坐那思考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就说变得特别特别地单纯,甚至有点傻。然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之间,都特别好,一直到回国的路上,大家在,好像是来讲讲每个人的应该是评几等功,几等功的时候才让我又回到了现实,啊,这又是现实。所以那次,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一生都重要。
  从南极回来,张国立与前妻的缘分也划上了一个句点。因为孩子,因为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们至今还是朋友。
  张国立:因为我们家里就好像是,孙子好像就这一个吧,但因为我们是这样一种关系,从小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婚姻虽然是破裂了,但是大家彼此的关系都非常好,就像朋友一样,再加上还有张默这样一个因缘在这,所以大家彼此,就知道这个婚姻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办,所谓回来以后,我大概从南极一回来,我们两个就,就是,就是很自然地就去办了这个离婚手续。
  陈鲁豫:是很无奈,就是两个人成长过程中慢慢发现可能缘分到了,尽了。
  张国立:也许那时候太年轻,我到现在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总之反正是觉得,性格不是特别地能够合到一起,大概是,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谁也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是谁的问题。
  1989年4月,张国立由南极回来之后,继续着自己的影视生涯;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众星捧月般的大牌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选择做演员。在跟随米家山先后导演了两部电影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马鼎玉支持他以独立导演的身份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你没有十六岁》。
  而在当时的电影体制下,他的耐心很快就被消磨殆尽。
  张国立: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是香港的武打片,合拍片,所谓的合拍片霸占市场的时候,那时候经常会有一个电影拍下来,零拷贝,或者是三个拷贝,五个拷贝,那时候经常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我那部戏好像还没有赔本,赚了大概有不到30万块钱,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是那个过程让我非常痛苦,因为那个时候导演和制片人,制片主任要背着片子到各个的发行公司去卖片子,那时候和现在的发行体制和渠道不一样,要去跟他们讲,要跟他们卖片子,陪着他们看,然后人们决定说,好,我这要五个,我这要十个,那个过程让我非常痛苦,后来我决定不再去做它。
  1992年,37岁的张国立终于结束了“北漂”生涯,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成为一名编制内的文艺工作者。
  在那段时间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张国立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电视。已经导演了多支广告在圈里颇有名气的他初试牛刀就一发不可收拾,《霸王别姬》、《春天的故事》、《雾里看花》为他赢得三次由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星光奖。
  1994年,当张国立正在安心做一个成绩斐然的广告兼音乐电视导演时,一部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又一次改变了张国立,他在剧中的出色表演让张国立的名字第一次作为演员为更多国人所熟知。
  张国立:后来那个戏演完了以后,整个一个,一下就那一个戏就是五个人全起来了。
  陈鲁豫:多年以前有的那个别人找你签字那梦想,是这以后才实现的吧?
  张国立:对,真是这样。走哪都叫皇上了开始。
  陈鲁豫:但不管怎么样,刘罗锅这个戏把你这么多年,是压着也好,真的没了也好,那演戏的瘾由给勾出来了吧?
  张国立:后来我就觉得,电视剧这种东西,我从来不敢怠慢,我特别就觉得我所有的这一切,现在今天的一切都是电视剧这个。
  陈鲁豫:以前没把它看得那么严肃,那么崇高。
  张国立:对,所有这一切,今天这一切都是电视剧这玩艺给我的,因为有了电视这玩艺给我的,所以我从来不敢去对电视这个行当有任何的这个怠慢,我觉得这个,它给了太多人从业的机会,给了太多人成名的机会,给了太多人原本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玩艺你一辈子也达不到的东西,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我过去是拍电影,演电影,导电影,我从来不去说,我到现在我还想去演电影,还想去导电影,我一直就对电视剧这件事情永远都觉得应该是一个认认真真去做的,认认真真去完成的事儿,因为它给了我太多了,一直都是这样。
  《宰相刘罗锅》之后,张国立片约不断。
  先后三部《康熙微服私访记》奠定了张国立公认的皇帝扮相。而先后两次在大陆贺岁大片中的经典出演,更为他一跃成为票房保证的一线红星。
  陈鲁豫:现在拍电影就成了你票戏了,是吧?
  张国立:基本上是,因为每一次拍电影都不是说顺顺利利我愿意去的,包括冯小刚两次电影,都是真的是,都是在,多次地来跟我谈,但尽管拍了,这几年拍了三部电影好像是,一部是何群的《混在北京》,也是何群多次来跟我谈,我有两个导演好朋友,一个就是何群,一个是冯小刚,因为他们两个跟我,就是在,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合作,合作之后成为好朋友,在之前我们都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难以拒绝,尽管就是说拒绝,拒绝,拒绝,最后还是再接受,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个性,就是说,反正我来找你,反正我来找你,反正我来找你,你说,你说,最后还是得去,但是这三次结果都特别好。第一次跟何群的《混在北京》,我得的是百花奖,最佳男演员,《一声叹息》得的是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然后就是《手机》,《手机》虽然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
  陈鲁豫:还没开始评呢…。
  张国立:它的商业,就是它的商业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和我所得到的一些,一些,就是表扬吧,还是不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也不错。
  陈鲁豫:你的语言有一阵被人,就是几乎每天所有的人都在用。
  张国立:做人要厚道。
  2003年的年底,一则被媒体暴抄的负面消息让张国立深感焦虑。12月16日,媒体爆料,张国立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张默打伤了自己的恋人、也是他的女同学童瑶。当时,张国立正在去参加电影《手机》首映礼的路上。
  张国立:我非常非常生气,那天晚上是,我去参加《手机》的那个首映式,在路上接到的电话,当时《手机》的首映式,因为,因为放完片子以后,提前把灯打开了,冯小刚还发火了,因为冯小刚在之前去跟那个放映员讲过,说请你们一定让音乐完了以后再开灯。结果片子一完,音乐一起,他们就把灯开了,人家观众就开始退场了,冯小刚就很生气,上台就拿着话筒就开始指责他们,就说他们,就说如果我没有跟您说,您就开灯了,我不说什么,我专门到上头去跟您讲,一定要让歌完了,您还是把灯开开了,您这是对摄制组人员的不尊重,一下很尴尬,大家,我那个时候还是抢过话筒来,把所有的事情给料理好,然后把这个气氛给拽回来。
  面对首映式上的意外,张国立不得不将自己的心情放在一边,给冯小刚打着圆场,维持着已经处于跌落边缘的现场气氛。而在电影的反映过程中,张国立却几乎没有看下去。
  张国立:因为我没法,没办法看我觉得,尤其是里头还有一段戏剧学院什么的,以至于那天我上台最应该说的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说,因为范曾先生给我们这个戏写了片头,《手机》是范曾先生写的,他那天也很早很早就来到了首映式的现场,看完了悄悄地走了。我们都说好了,应该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顽主》是范曾先生写的,事隔这么多年,他又给一部片子写了一个片名,而且《顽主》那个片名到现在在我家挂着,14年以后,他又给我补了长长的一首诗,就写当时怎么提的这个《顽主》,所以那天我本来特别想好了应该上台我说话的时候要感谢范曾先生,结果我也没有说成,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说,其实我面临的事情很大,我应该放下这一切我就应该走,去看看我的孩子去。
  陈鲁豫:但还是把方方面面做得都很圆满。
  张国立:把方方面面都做完了以后,我又去,再去找孩子,那天孩子晚上电话已经关了,所以一直第二天我才见到他的时候,我非常地,就是,就是很严厉地骂他吧,就是。
  事发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003年12月18日,张国立便公开发表了他的四点声明,强调“据我了解的情况,某些报道的内容与事实是不符的。张默、童谣两个孩子都还年轻,为了两个孩子的前途着想,在学校调查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及原委并对此事作出处理结果之前,我不会再接受媒体的采访,同时也恳求媒体不要对此事做过多的报导。在学校就此事有了处理结果之后,我将给媒体一个交待。”
  张国立:尤其是个别的媒体,他们在做的事情,做的是什么样子,我看得非常清楚,我没有必要站出来去说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这件事情说出来是个很丢人的事,我觉得。
  陈鲁豫:而且又是两个孩子,两个小孩。
  张国立:不光是我丢人,我跟你说我没有教育好孩子,人们会对这个事情引发起什么样的想法,或什么样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有能力改变什么的人,那我就觉得我,以至于到现在有人讲说,你失去了你说话的权利,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不了解我。
  陈鲁豫:你当时最怕的是什么呀,会不会怕这个,这一关你儿子过不去,你有能力可能面对这些事情,忍一下,或者怎么样,它会过去,但小孩怎么办,你是不是最怕这个?
  张国立:我最怕他出去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因为他一直想去讲,我不让他讲,所以我把他的电话都给他收了,我身边派了几个人在看着他, 看电视不让他看报纸,因为他觉得他非常非常冤枉,可是我不想让他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他以后还可以,大家都是,挺过去就好了。就是这样想的。
  陈鲁豫:你这个选择是为了要保护两个孩子,是吗?
  张国立:不光是两个孩子,说大了还包括戏剧学院的名声,再说大了包括艺术院校,整个艺术院校的名声,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说我们艺术院校,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到时候让人们把它看脏了,是不是。就像有些演员,你说有些演员他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行当看脏了,我们这个行当不脏啊,我们这个行当挺好的,我至今都非常喜欢,哪个人,只要是人,都可能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也不光是说,哦,你这个行当就是这样的事,只不过你这个行当它更让人注意,你不要把一个过去从来不注意的事情一下给翻上来了,你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吗,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甚至我刚才跟你讲了,我有两个职位让我很尴尬,我应该做什么,那我应该先保护孩子吧。
  曾经的风波已经渐渐平息,如今,张国立已经可以和儿子静静地坐下来聊天。在外,他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而在家里,他也是普通的父亲和丈夫。
  陈鲁豫:不过很多时候,一个家里面出了一个什么事,能够把这个家里所有的人拉得更近,因为大家需要一起面对一个难关,面对一个事。
  张国立:这个要非常,我们家要非常感谢邓捷,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她处理事情的冷静,有的时候比我还要做的出色。
  回首过往,记忆曾经岁月;如今的张国立却更愿意向前看;他说,如果演不了戏了,就当制作人;如果年龄更大了,至少也能当一个好监制。
  陈鲁豫:你偶尔想想自己这些年的这个从艺道路,会感慨吗?
  张国立:我吧,身上缺少那种霸气,缺少那种狂妄的劲儿,所以我很少去觉得自己今天怎么样了,真的是这样的,我很少觉得今天是怎么样了,我只是觉得我今天还有活干,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多人跟着我有十年了,我都说,有工开就是幸福的。
  陈鲁豫:那你肯定还是有目标的。
  张国立:没目标,绝对没目标,这一点不说假话。绝对没有目标。
  陈鲁豫:你明天又开戏了,是吧?
  张国立:对呀。
  陈鲁豫:行,祝你永远不闲下来。谢谢你。
  张国立:特别好的祝福。
  陈鲁豫: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