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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史前史》前言

发布时间:2016-11-17 11:29 | 来源:华人频道


        说实话,本书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中。2001年开始涉足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研究之后,写作和主编了十几部书出版,总感到水下文化遗存的内涵无不可以在岸山的文化遗存中一一得到验证,但与石寨山时期的文物联系不太鲜明。在这期间,我几乎研究了全国的岩画,感觉云南各地的岩画特别重要,于是写出《中国岩画史论》。认为云南岩画包含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记史的作用。2005年,中国、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黎巴嫩这10个国家提出的人类迁徙路线在中国远古境内的实施,一一得到岩画的印证。譬如,百越族群包括苗瑶群体的迁徙路线,已经被地处红河流域的文山州麻栗坡大王岩画所证实。氐羌民族的迁徙路线,已经被地处金沙江流域的昭通市绥江新滩岩画所证实。我查了一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羌族通史》,该书依然认为羌族的起源与云南有关。至于学界认为藏族先民在3000多年前从中原迁徙到今居住地区,其迁徙证据就出现在怒江州福贡县的碧罗雪山岩画上。有了这些发现,我就写出了《中华民族起源》。其中对中华民族在云南起源并形成具体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之印象尤深,于是就想写一部《云南史前史》。但老是犹豫,所写的都是以往熟知的内容,在这本书中会有一些新的研究,在写作中会有新的突破吗?在断断续续的犹豫中,勉强动笔,想到充其量能写20万字就不错了。所以,这本书写得很吃力。从2016年春节之前开始动笔,速度很慢。可以说,这是我所有著作中写作速度最慢的一本,也是动笔之初兴趣不大的一本书。
        由于本书上限始于云南腊玛古猿时期距今的500万年前,下限则定在方国时期,自然要把大家熟悉的滇、哀牢、句町、夜郎四个方国写上。对于前三个方国,我一直不间断研究,比较熟悉。但夜郎研究的不多,甚至有些陌生。为了完成本书,不得不重启夜郎的研究。好在2015年倡导在石林召开“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得到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张合荣先生赠给的一本夜郎文化研究的书,于是就开始学习。感觉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贵州学术界已经出现把夜郎王国的政治中心考虑在云南昭通或曲靖的倾向。在研究认为一些考古文物可以归入夜郎文化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一种纹饰,不仅与曲靖八塔台的出土文物联系紧密,而且与万家坝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也有着吻合一体的联系。在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中,我的岩画研究功底告诉我,世界铜鼓发源地的秘密,可能将由我来揭开。谁能够想到,丘北县普格岩画的图像,竟然完整地出现在万家坝型铜鼓上呢?而要解读普格岩画的内涵,必须经过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在石头上的日、月、人图像这一过程,掌握其精髓。否则,这一切将无法进行。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这个图像,我在写作中不止一次,而是不间断地进行过研究,它不仅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玛雅、欧洲等地出土的古老文物结构一致、内涵一致、表现形式一致,而且,在与国内重要文物的比较中,亦是如此。这些基本特征,就包含在丘北普格岩画当中。现在,普格岩画的主要纹饰出现在万家坝型铜鼓上,这就意味着西南地区的青铜文明不可避免地与抚仙湖水下遗址有机地联系起来了。我原来认为要揭开彼此之间的机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10年、30年、5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想不到,就在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10年之后,而且在提出建立“中华抚仙学”的构想中,在抚仙湖水下遗址首先出现的“天人合一”的考古证据,通过岩画出现的“天人合一”图像,把在万家坝型铜鼓出现的“天人合一”纹饰紧密地完美无缺地宛如证据链地联系起来,这不是研究上的巧合,而是人类社会文化共同体在发展进程中必然的历史结局,也是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群体命中注定的结果。
         2016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清华大学了解“清华简”研究成果时饶有兴致连连发问:“竹简记载六经与现存版本有区别吗?有没有发现《乐经》?”《易经》上“有清华大学的校训”吗?但是,这些目前已发现的竹简记载与传世文献有不少差异,还有新篇目。总理所问的内容,在清华简写作的年代,这一切都还没有出现。因为有国家领导人参观,全国民众都在关心这件事,知道有了清华简,这是诞生在楚国晚期的一部文献。据专家推断,清华简的写作时间可能就在公元前278年;而这一年,正是楚将庄蹻王滇的前二年。那么,我一直强调呈贡天子庙41号墓为庄蹻之墓,其墓中有没有与清华简有联系的证据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又重新研究了该墓出土的文物,说来也巧,竟然在该墓出土铜筒盖上,发现了内涵以及表现方式与清华简《筮法》中八卦图一样的铜制八卦图。于是,我兴趣倍增,开始重新审视全书,一发而不可收,所有的重大发现几乎都是在10月份完成。于是,这本书写好了,字数超出原来计划的一半,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段时间,央视网华人频道云南网恰好要来采访,就在10月21日以《专访云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黄懿陆先生》为题作了报道。下面是报道的主要内容:
         黄懿陆先生向华人频道讲到,在研究写作《云南史前史》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一是在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铜筒上发现云南最早的八卦图,与现今中国学术界研究热门清华简《筮法》中的数字八卦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清华简出现的八卦图不知道数字卦来自什么演算方法,导致学者费尽周折至今寻找不到;而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八卦图可以明确地知道数字卦的演算方法是鸡卦。二是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碳化麦种与铸造青铜数字卦的石范在年代上可与殷墟文化接轨,应该是殷墟的早期文化;夏朝的早期可能与剑川海门口遗址有关系。三是在文山州丘北县的普格岩画上发现万家坝型铜鼓起源的秘密,认为天人合一的图饰一直贯穿滇文化历史起源、形成乃至发展线索的始终,是西南夷形成的文化标志性符号,而且这种文化的内涵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阴阳三角符号的延伸。由于丘北岩画的出现,可以终止世界关于铜鼓起源地的争论;而且,丘北岩画出现的这种天人合一图饰是寻找夜郎王“印”的唯一现索,也是西南夷社会文化共同体族徽的重要标志。四是剑川海门口出现的数字卦石范与在抚仙湖北岸学山墓葬中发现的数字卦石范,已经被晋宁金砂山墓葬出土的青铜墩上的数字卦所证实,刻有数字卦的石范专门为铸有数字卦的青铜器服务,它们毫无疑义是与殷墟出土铸有数字卦青铜器接轨的可靠证据。最近玉溪通海兴义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部门发现出土文物与殷商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但不知道是通过什么路径进行联系?黄懿陆先生认为,殷墟时期的数字卦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剑川海门口遗址、抚仙湖北岸学山墓葬、晋宁金砂山墓葬出土的数字卦线索,应该是古代云南与殷墟乃至中原接轨的唯一路径。
        从万家坝型铜鼓发展到石寨山型铜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其“天人合一”的西南夷族徽虽被省略,但其基本纹饰依然保留了万家坝型铜鼓纹饰的主要内涵。若要追溯这种内涵的源头,则离不开对抚仙湖水下遗址基本证据的解读。窃以为,这是一个对一个学术探索者欲从精神层面研究远古历史文化所必备的基本功。这就是我在这部书的重大发现,也是我写这部书的深刻感悟。
        这是用了10个月时间写出的一部我喜欢的书。同时,也是我所有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书,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喜欢。(黄懿陆)